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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向来是学者研究的课题，今天本文会以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的贸易以及不同部落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耋余柱与蒙古突厥人

人们往往认为对拜占庭边境领土安纳托利亚的征服给拜占庭帝国沉重一击，因为这导致了人口稠密、相当繁荣的行省的丢失。

当然，塞尔柱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继承了一块正在孕育繁荣的地区。

11世纪晚期及12世纪，塞尔柱领土迅速扩张，通过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重要贸易路线往外延伸小亚细亚地区一股重要的新兴力量的存在使得外国商人、特别是意大利人开始探索进入塞尔柱土地的路线：西方商人不愿意他们的某一地区与对他们的船只和商队有敌对行为的地区相邻，也不愿意供应他们商品。

12世纪采用的慎重方法在13世纪初期发展成为贸易条约；这些贸易条约就导致了利用安纳托利亚所提供的贸易机会的意愿疽意大利人发现土耳其是他们以前在地中海各地所购买商品的一个很有前景的来源地。

他们尤其对明矶感兴趣：安纳托利亚的明矶闻名于托斯卡纳购买者聚集的阿勒颇市场；进一步向内陆推进以到达产地的愿望由此产生。

突厥人不是只提供贸易协议，而是用别的方式以直接鼓励来访商人。

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定居，并且他们开始在这些城镇进行生气勃勃的房屋建设。

13世纪早期科尼亚和锡瓦斯成了一个繁荣的聚会之地，意大利商人、伊朗商人，有时还有特拉布宗的希腊商人和叙利亚与埃及的穆斯林纷至沓来。

沿古代安纳托利亚的贸易路线建立了宿店或商队旅社。

工业生活生气勃勃：在阿克塞雷和土库曼人的村庄繁忙地编织着大量厚重的纺织品，包括结节地毯——很可能是突厥人给安纳托利亚带入了先进的地毯织造方法。银、明矶、铁得到了开采，它们都吸引着东西方的外国14罚商人。

安纳托利亚的羊毛非常有名，土耳其牧羊人生产的羊毛量超过了拜占庭。因此，与10世纪及11世纪早期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贸易还不是那么重要。

相反，到13世纪这里变成了重要的生产中心。

卡恩评论说拜占庭时期小亚细亚的贸易特征与塞尔柱小亚细亚有明显的不同：有关拜占庭时期的贸易，他写道：“就它穿过其领土而言，它虽经过了这个国家但与它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害关系。”

旧的沙漠商路有它的目的地，一个是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就是叙利亚的穆斯林区、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它们都有支线通向高加索。但是到12世纪末期，这些路线使用得更为频繁了，并且产生了新的支线。

叙利亚人迈克尔提到了400位波斯商人是怎样消失于安纳托利亚大雪之中的——那是一支很大的旅行队。

1204年，特拉布宗希腊帝国的产生进一步刺激了贸易，特拉布宗吸引了威尼斯人及其他商人，并将外国船引向安纳托利亚黑海海岸。

尽管塞尔柱与特拉布宗的政治关系不是太好，但它仍从这些靠船为生的商人身上得利，这些商人穿过内陆到达锡瓦斯以寻找臼银、坚果及东方奢侈品锡瓦斯特别繁荣，因为它位于几个贸易路线的交汇点上，下可至幼发拉底河，上可至本都，往西通过安卡拉和单调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而后到达博斯普鲁斯和君士坦丁堡。

甚至在1204年前，俄罗斯商人就到了塞尔柱帝国的这一地区。

第二个主要的贸易中心是位于锡瓦斯更南的科尼亚。

1201~1202年，它有两个巴扎，一个“旧”巴扎和一个“新”巴扎的；塔布里兹和土著土耳其商人经常光顾这里。第三贸易中心是安塔利亚港口，它是土耳其进入地中海的主要入口。

它的繁荣吸引了野心勃勃的托斯卡纳冒险家阿尔多布兰迪尼，他在1205年夺取了它并进行了短期的统治。

由于与塞尔柱的贸易协议，1220年威尼斯人在安塔利亚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安塔利亚也拥有本地商人社区；他们在黑海及奇里乞亚很有名，在那里，利昂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是东安纳托利亚城镇和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埃及的中间地带。

科尼亚、安塔利亚与奇里乞亚有水路相连，这些地方的旅店——甚至建立在遥远的乡村——大大地便利了黑海向地中海的商旅活动。

塞尔柱统治者的铸币提供了土耳其经济约在1200年进入了一个繁荣期的证据。

事实上，早期的塞尔柱统治者仅发行非常有限的铜铸币，12世纪晚期在吉里奇・阿斯兰二世时才有第一枚银币，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才出现金币。

因此，从用于小规模贸易的铜币转向国际贸易所使用的稀有金属是一个进步，尽管铸币更具有塞尔柱特色——它放弃了拜占庭的原型——但仍作为可接受的货币进入了市场。

在某个有很好的银矿供应的地方出现本土银币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13世纪金币的出现则代表了塞尔柱中心地区的黄金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这说明了巨大的贸易利润，因为安纳托利亚金矿特别贫乏而富有银矿。

这时期土耳其对西欧处于类似的贸易地位：它出口白银，但得到黄金。

1243年，塞尔柱安纳托利亚落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繁荣没有停止。意大利来客仍然在锡瓦斯和厄辛简购买丝绸和羊毛布；阿克塞雷的地毯仍然很讨人喜欢。

但是，蒙古人的征服促进了通过安纳托利亚与更遥远地区的交流，直到高加索及波斯北部的城市；外国商人有时不经过土耳其贸易的典型中心，如锡瓦斯，而直接从特拉布宗或西西里到达阿塞拜疆。

因此，在拜占庭时期，这个地区的地位开始逆转，只是作为一个通道而没专门人为它前来。

而且，新的比较容易通行的从黑海北部穿过俄罗斯大草原到中国的东方贸易路线的开通分散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贸易；但是到13世纪末期，俄罗斯金帐汗国与波斯艾尔可汗的斗争意味着进入伊朗最安全的路线是通过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诸侯国，它们承认艾尔可汗的宗主国地位。

来自艾尔可汗王国的商人向东到安纳托利亚，甚至搭乘意大利商船——毫无疑问更多的是到塞浦路斯和埃及而不是热那亚或威尼斯。

因此，蒙古统治期间，安纳托利亚的贸易繁荣并没有急剧衰落，贸易的部分重新转向土耳其现有城市的损害也没有那么大。

因此，蒙古统治以某种代价带来了一定的利益。它带来了额外税收；但反过来贸易路线受到保护。铸币被改革，引入了新的第纳尔；安纳托利亚铸币厂是新货币的主要来源，在整个蒙古都被接受，或者至少在艾尔汗国的各自治领地是这样。

但是安纳托利亚边界上的小土库曼国家逐步开始走自己的路，发行了多种自己的货币。蒙古人推行纸币的尝试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在13世纪，安纳托利亚对外国商人有特别的吸引力。它成为明矶贸易的重要国际中心：到13世纪末期热那亚扎卡里亚试图控制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出产明矶的地区尽管产地不在意大利人的手中，热那亚人在1346年对奇奥人的征服保证了西方城市比较容易获得腓卡亚的明矶。

再往内地，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明矶在阿勒颇和奇里乞亚也有市场。

13世纪，一个叫桑吉米格纳诺的商人消失于“土奇亚”，而他更为谨慎的同伙没有越过穆斯林叙利亚一步；他寻找的也许是明矶。

更难估计的是同一时期安纳托利亚与伊朗关系的重要性。粗略地看一下塞尔柱安纳托利亚的文化——它的艺术和建筑——就知道波斯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强大；土耳其和波斯陶器某些风格的酷似表明了陶器贸易的活跃。

当到安纳托利亚的西方来客越来越不愿意踏上这条到塔布里兹和波斯的路线时，这些接触在14世纪获得了额外的价值；因此在诸如纺织品和陶器等商品的供应上，他们更加依赖于土耳其中间人。

活跃的明矶贸易以及与伊朗的紧密联系的确表明在塞尔柱仍然继续有大量的本地商人存在，他们是连接卡拉海达和安纳托利亚内陆到腓卡亚、奇里乞亚和黑海贸易的枢纽。

1219年阿卡丢失后，这些贸易路线更加重要了。意大利商人在圣地不受欢迎，他们将黎凡特贸易的大部分集中在塞浦路斯，并且学会依靠通达土耳其南部、叙利亚北部和埃及的海路，以此获得安纳托以利亚产品、东方衣料和印度群岛香料。

可以认为，14世纪早期，突厥本地商人至少对这些重要联系的某些部分起着关键的作用。

经济困境

蒙古统治时期安纳托利亚相对繁荣，甚至可以与塞尔柱的高峰时期相对照，但还必须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蒙古统治的影响相对照：这就是伊拉克。

我们知道，在1100年以前埃及在经济重要性方面超过伊拉克的地位已经建立起来了。

不过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衰落并不剧烈，至少在12、13世纪是这样；它是一个缓慢连续的过程，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低地与香料商人的伟大贸易路线之间的联系逐渐松散。

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圣地实际上可能促进了某些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工业发展：从摩苏尔和巴格达的优质布料——地方特产，就像最早的一种薄而细的棉布——被带入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而在这些地方还可找到阿卡的拉丁人。

另一方面，这种贸易联系在13世纪晚期崩溃，1291年后在马木路克们统治下阿卡开始急剧衰落；但困难甚至早在1258年就出现了，那时蒙古将军旭烈兀征服了巴格达并且将伊拉克作为艾尔可汗的一个边疆省。

繁重的税收，大屠杀及大规模的移民消耗了伊拉克城市的经济元气，并导致农业生产率的严重下降。

14世纪中期，巴格达的大部分被放弃了；而且，哈里发从前的首都不再是大宫廷的中心，它曾吸引了许多远方而来的奢侈品并对地方市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是夸大蒙古征服所导致的罪恶是错误的。

阿斯托指出，蒙古胜利后，有些商业企业繁荣了而不是倒十了：计量单位标准化了；进行了货币改革，富商如艾迈德•阿德・J・阿里哈桑•乌德里成了新统治者的银行家。

但是伊拉克贸易方向发生了改变，巴格达商人往东通往伊朗的艾尔可汗宫廷，经陆路通过科瓦里兹到达中国。

在这一程度上说，伊拉克商人是13世纪后期蒙古统治下的获益者。

但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或叙利亚的联系被切断了。艾尔可汗与马木路克们之间的相互怀疑阻止了商人在他们领土上的自由往来。

如果伊拉克商人希望得到大量埃及和红海产品的话，他们必须要到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或其他与尼罗河路线相联系的交易中心。

与此同时，塔布里兹这个艾尔可汗的首都开始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而异常繁荣起来，在那里很容易买到东方香料、波斯丝绸和奴隶。

塔布里兹榨干了波斯湾所有的印度尼西亚香料；这些香料现在直接运到塔布里兹而不是巴格达、巴士拉及其他古代贸易中心。结果塔布里兹吸引了西方商人的兴趣，艾尔可汗热烈地鼓励他们的到来。

跨过座座高山，绕过凡湖的贸易路线与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紧密相连；而且，既然意大利人在奇里乞亚安居乐业，他们对艾尔可汗给予的贸易条约做出反应就没什么奇怪的——1320年当威尼斯制定贸易条约时，它仍很关心波斯。

而且意大利欢迎的不仅是在伊朗的贸易机会，而且还包括向北向东辐射开来到达中国和印度的整条贸易路线所带来的贸易机会。

14世纪初期，就有意大利人去德里。热那亚人试图在里海建立船队并且鼓励艾尔可汗阿尔衮袭击亚丁，切断联系埃及与印度的路线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尽管热那亚的计划没成功，但艾尔可汗确实能以不同的方式对红海贸易进行干预。

14世纪初期在波斯海湾的霍尔木兹建立的一个自治国，成了印度商品运往塔布里兹的一个前哨据点。

因此一些东方香料从亚丁和尼罗河分流——也从传统的波斯湾路线分流，即从启什岛向巴士拉、沃西特和巴格达这一路线分流。

通过塔布里兹的贸易路线到14世纪中期时就过了其高峰期。这部分是因为威尼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人对塔布里兹给予的权利缺乏响应——这本身反映了经济萧条开始笼罩着基督教欧洲的一些城镇。

而且，当14世纪40年代托斯卡纳将军掌握政权时，波斯丧失了吸引力，蒙古统治下的和平的最后的余光也熄灭了多年后，中国的非蒙古王朝把目光从中亚和蒙古商路转移到东南亚海上支配权。

显然，远程贸易路线的衰落并没有使商人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本地产品丧失兴趣：威尼斯商人仍然去土库曼自治领地，并且出现在15世纪的巴士拉和巴格达。

波斯湾珍珠仍然有特别的吸引力。霍尔木兹一直从印度尼西亚诸岛与伊斯兰中部地区之间的海运中获益。连接阿塞拜疆与伊拉克和阿勒颇或大马士革的贸易路线交通繁忙，尽管土库曼和马木路克恢复外交关系促进了伊拉克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往来。

波斯的生丝与纺织品特别有名。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伊拉克继续将其商品运向东西方贸易路线，但它不再横跨主要贸易路线；伊拉克位于从波斯到奇里乞亚和黑海的陆上商路的南面，而位于海上航运路线的北部，这条海路仅擦其边界而过。阿斯托评论说：“伊拉克在近东贸易中份额的不断下降导致了城市的萎缩。”

除此之外，伊朗充满活力的纺织品生产者的竞争损坏了伊拉克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曾占领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萎缩不仅仅是因为贸易路线的转移。1347年淋巴腺鼠疫的到来摧毁了巴格达。在其他地方，由于14世纪晚期及15世纪一波接一波的鼠疫也使得人口无法恢复。

15世纪70年代，威尼斯访客乔萨法特•巴巴罗将巴格达描述为“曾经著名的城市现在很大程度上被毁坏了”。

但惟一可能的猜想是这种鼠疫对老的人口中心美索不达米亚低地是否比对其上游的波斯和阿塞拜疆的破坏更严重。

当然，战争也加剧了伊拉克的衰退——最明显的是1401年帖木儿在巴格达的大屠杀。伊拉克的困难可能比伊朗或西部其他地方的困难都要深重，因为伊拉克除了经历鼠疫，它还有个无能的政府。

从瘟疫中活下来的新富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并没有让它再度繁荣起来，就像西欧的部分地区那样。

在黑死病之前，伊拉克工业已经严重失调，这可能是因为伊朗的纺织中心从市场对高中档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中获利的缘故。

美索不达米亚以外地区对伊拉克商品的需求不复存在。即便是著名的巴格达纸——纺织工业副产品——也失去了市场，因为近东其他地方和意大利法布里亚诺的竞争者生产出了同样质量甚至更好的纸。

伊拉克经济的衰落表明14、15世纪整个穆斯林地区存在广泛的经济危机。近东在1300年前已经丧失了其相对于意大利、加泰罗尼亚和佛兰德纺织厂的技术优势；甚至近东的农业技能都下降了，而这种农业技能却在伦巴第、荷兰以及其他西方地区找到了发展的基础。

马木路克、蒙古和托斯卡纳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严重抑制了技术创新并且，限制了投资机会。为了支持开罗或塔布里兹宫廷脆弱的财政，富裕商人的财富被定期充公。

结果，商人把精力集中于产业可预期收益的直接贸易企业，而且他们往往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商业投资。

穆斯林世界国家垄断的不断增长使得投资私人所有的制造场没有吸引力，因为许多生产部门归政府管理，并且原材料的供应如珍贵染料需要通过许多政府机构协商才能得到。

因此，商人强烈地倾向高消费——维持较高的生活标准而不是把资本积累下来以发展新的重要项目。

富有的商人又吃又喝，非常逍遥，因为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也许苏丹会抢走他们的货品，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路——加入公务员的行列，投资的资金不容易积蓄。

托塞罗以后，不耐烦的基督教作家认为如果贸易关系终止的话，穆斯林世界可以被扼杀——这当然是指武器贸易，还有香料贸易，正是这种商品使沿途的王公致富。

实际上，葡萄牙在没有穆斯林中介的情况下成功地使黄金贸易转向基督教欧洲。这些作者与实践家没有看到的是：他们可以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让苏丹和将军窒息伊斯兰世界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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